日企在华留存与撤离的双重现实

今年九月底，日本帝国数据银行发布了一组颇具震撼力的数据。截至2026年6月，在中国拥有法人、工厂或办事处的日本企业仅剩10118家。过去两年内，已有4137家日企撤离或者无法确认是否继续运营，而新增的企业仅有1221家。相比于2012年达到的14394家高点，这一数字缩减近三成，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。从数据曲线来看，确实可以得出日企正在大规模撤离中国的直观印象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日本商会的白皮书指出，截至6月，约有7万家日本企业在海外设有分支，其中中国的网点超过3万，占比接近四成。而在华日企中，超过85%在未来一到两年内计划维持或扩展业务。这一方面传递出“日企撤离”的坏消息，而另一方面则显示了“日企未走”的乐观前景，这两个信息究竟哪个是真相？

对于这个矛盾的现象，其实答案都存在，只是统计口径和样本范围有所不同。前者关注的是企业网点的收缩，后者则侧重于核心企业的意愿，前者体现“谁走了”，后者反映“谁还愿意留下”。过去两年间，撤出中国的日企大多是中小型代工企业和拼低价的公司，而留下来并继续投资的则主要是那些重视市场、供应链以及研发资源的行业巨头。换句话说，撤离者更倾向于在成本压力、订单减少以及竞争加剧的环境下退场，而留下来的则是经过深思熟虑，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企业。

那么，离开的日企在其他国家的经营状况如何？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给出了答案。例如，佳能在越南设立的工厂仅一年后，发现六成零部件依然需要从中国进口，而越南本土的组件供应远不及预期。一颗在中国南方中山24小时内能采购到的塑料齿轮，搬到越南后则需跨国调货，显著增加了物流成本。此外，随着越南北部经历干旱与电力短缺，生产线频繁中断，这些都说明产业转移并非简单地将设备转移到新地点，而是需要一整套配套、物流、能源和熟练工人的支持。这何尝不是“离开中国，去哪都是死路”的真实写照？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夸张，却反映出中国市场在产业链完整性与效率上的独特优势。

再来看政府方面，情况截然不同。今年1月，中国商务部提升了对日本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，日本外务省对此反应强烈，表示“绝对无法接受、深感遗憾”，并要求撤回禁令。然而，2月24日，商务部将三菱造船等20家日本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名单，斯巴鲁等20家则被列入关注名单。中方明确表示出此举的目的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。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但日本并没有收敛态度。

到了8月1日，日本推出了对华半导体设备的第三轮出口管制，直指先进封装的整个环节。8月16日，全新修订的机床出口管制正式生效，高端数控机床及其相关系统全被纳入管控，同时出口审批变得更加繁琐。这样的政策与措施显示出日本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了强硬姿态，但在经济上却又不得不面对自己企业在华盈利的压力。这一“嘴硬”的现象让中日经贸关系的真实底色渐趋复杂，政府在面临内外压力时的矛盾心理也愈加明显。

日本制造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超出很多人的想象，尤其在稀土方面，约有七成需依靠中国进口。中方实施对900多个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，正好切中了日本最为脆弱的环节。一份日本媒体的评估表明，若彻底与中国“脱钩”，则日本将面临约53万亿日元的损失，折合人民币约2.6万亿，几乎是其全年GDP的10%。如果中国对日本出口的零部件中断两个月，家电、汽车等行业甚至食品的正常生产都将受到严重影响。

这种情况并非夸大其词，而是基于供应链相互依赖后的现实推演。丰田新推出的一款纯电动车零部件中，接近七成来自中国供应商，反之，一些日本本土的厂商却被替换掉。而日产的连年亏损，加上关厂与裁员，更导致其计划到2026财年削减约5000亿日元成本，全球工厂数量缩减至10家。这一轮出口管制若持续下去，损失只会加重，甚至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外迁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政府表面上的强硬口号与企业实际的担忧形成鲜明对比。相信“离开中国就是死路”尽管是夸张的说法，但东南亚这些年确实吸引了一部分产能，也有部分日企在那边表现良好。因此，形势依然微妙，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各方的应对策略和市场变化。